快乐的节日歌谱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凌河传媒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凌河传媒

作者:王炜
内容来源:朝阳德辅博物馆
【内容提要】:红山化的玉器内函丰富,特征鲜明且体系完整,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中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将两文化的玉器在材质、种类、纹饰、创作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其中的相似性表明它们正处于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并根据相异性所反映的文化内涵、结构等方面的不同,提出了关于它们衰落原因的假说。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公认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原始文化中都出现了玉器,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多,数量大,制作精美,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本文拟通过两个文化玉器的比较分析来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从而加深对它们文化内涵的认识。这也正是本文与前人所做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比较分析的不同之处。
一、玉与玉器
在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廓清一下本文使用的一些概念,并就方法论的问题做一简要阐释。
(一)玉材
玉,就国际通用的宝石学和矿物学概念而言,包括两种矿物——碱性单斜石的硬玉和钙角闪石中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但这是近代分类科学发展后得出的论断,与古人对“玉”较为模糊笼统的认识不符。因此古代社会“玉材”的内涵要比现代的定义广泛,具体包括:硬玉、软玉、碧玉、蛇纹石、水晶、玉髓等。
(二)玉器的分类与分期
玉器的类型学分析是玉器研究所需的最基本理论。因为各个时代玉器的文化内涵有所不同,所以对玉器的分类首先应基于对玉器发展史的分期:
1.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2.夏商周时期;
3.春秋战国一两汉三国南北朝时期;
4.隋唐一明清时期。
就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而言,目前被广泛采用的玉器分类法的实质是将历史时期现成的玉器分类以器物形制的简单类比为渠道向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或更早的阶段推广。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以玉璧为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扁平圆形,正中有孔的玉器统称为璧,然后根据《周礼·大宗伯》中“以苍璧礼天”的记载将它当成礼器。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文化内、不同形制的玉壁功能差异很大: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玉璧(图:1)可能是象征财富的葬玉;红山文化中方圆形、一侧有l-3个小孔的玉壁(圈:2),可能是缝缀于衣服上的装饰品,双联、三联璧(图:3、4)则可能是用来悬挂的饰物……事实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未考虑器物所属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是不科学的。俞伟超先生在阐释器物类型学时曾提及:“可是现在却往往把某些新石器时代的器皿,只因某些形态特点同某些商、周礼器的形态特点有接近处,就使用了某些礼器之名。这恐怕是不妥当的。……就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正是对此类研究方法的批评。
不可否认,因为时代的久远和相关资料的缺乏,对史前时代玉器用途与功能的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比在历史时期进行相同的研究面临更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为玉器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作者尝试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玉器做如下分类:
1.用具,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工具、武器、乐器等;
2.装饰品;
3.礼仪用玉,包括仪仗用玉、葬玉等;
4.宗教用玉。
这个分类方法在具体使用时还有一些需说明之处: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图:5)的功能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它一般出土于死者头骨附近,很可能为束发器,所以暂作装饰品处理。两文化中出土的直径在10厘米以下的玉璧可划为一类,属于装饰品。红山文化的方圆形璧,多分布在死者头骨两侧或身体周围,根据它们的分布位置、磨损痕迹等推测此种玉璧原先可能缝缀在冠帽、衣服之上,此种用法不见于良渚文化,故单立一项。良渚文化中有大量的玉锥形器出土,经研究表明它们的功能十分复杂:单独出土在死者头部附近的锥形器可能是具有发簪功能的用具(图:6);出土在死者腰腹等部位的零散锥形器可能是用来挂系的装饰品(图:7);出土在一定的位置如口中的锥形器有葬玉的特点(图:8),属于礼仪用玉;与冠形饰一起出土的锥形器可能为“冠”的一部分(图:9),属宗教用玉。两文化中虽然都存在串饰,但良渚文化内某些串饰复杂而精美(图:10),已具有组佩的特点,故另立一类,属于礼仪用玉。良渚文化有一种常在一座墓内集中出土的制作粗糙的玉璧,可能是财富的象征,应属于葬玉。良渚、红山文化中都曾出土锛、刀、斧、钺等用具形玉器(图:11、12),但它们与良渚文化内属于礼仪用玉的豪华型玉钺(图:13)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归为“用具”。
作者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篇幅在概念廓清和方法论探讨上,主要是因为国内考古学基本理论中尚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科学的方法论,研究难免会走弯路,势必会出现各持一辞,争论不休的局面,连带的使所有研究成果都受到质疑,这不利于研究的长远发展。
二、比较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年代为距今6500一5000年前,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耜等为特征器物。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前。以薄胎黑陶、贯耳器、耘田器等为特征器物。
(一)玉材
红山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蛇纹石等,即现在所说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5.5,比重2.5—2.8,颜色较均匀,透明度较好。其产地就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获取较为容易。
良渚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透闪石、阳起石等,玉材硬度为6—6.5,比重2.9-3.1,内部结构不均,目视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其产地虽还未确定,但“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较大。
(二)玉器的种类
1、相似器物
珠、坠、管、串、环、玦、镯、璧、璜等;
锛、刀、斧、钺等;
龟、鸟、鱼等动物形玉像以及玉人像。
2、相异器物
红山文化
用具,匕形器、棒形器等;
装饰品,方圆形玉璧、玉勾形器、玉丫形器、玉臂饰、玉箍形器、双联璧、三联璧、玉虎、玉猪、玉熊、玉鸮、玉蚕等;
礼仪和宗教用玉,玉兽首、玉玦形器、勾云形佩、双兽首三孔玉器等。
良渚文化
用具,角形饰、带杆纺轮、带钩、柱形器、柄形器、锥形器等:
装饰品,牌饰、锥形器、四龙首镯、绞丝纹镯、玉海豚等;
礼仪用玉,锥形器、组佩、璧、豪华型钺等;
宗教用玉,琮、冠形饰、半圆形冠饰、锥形器、圭等。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
1.玉璧(良渚文化) 2.方圆形玉璧(红山文化)3、4.双联、三联璧(红山文化)5.玉箍形器(红山文化) 6、7、8、9.玉锥形器(良渚文化) 10.组佩(良渚文化) 11.斧(红山文化) 12.钺(良渚文化) 13.豪华型玉钺(良褚文化) 14.勾云形佩(红山文化) 15.神人兽面纹(良渚文化) 16.玉鸮(红山文化) 17.玉琮(良渚文化) 18、19、20.玉玦块形器(红山文化) 21.玉兽首(红山文化)
(三)玉器的构成
有关两文化玉器构成的统计以曲石先生《中国玉器时代》一书所录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统计为基础,结果如下:
红山文化
用具占14%,装饰品占60%,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占26%。
良渚文化
用具占3%,装饰品占2l%,礼仪用玉占32%,宗教用玉占44%。
(四)纹饰
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居多,在一些薄板状玉器如勾云形佩(图:14),或有弯度的玉件如玉臂饰表面磨有瓦沟纹,工艺难度较高。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比较发达,其中以神人兽面纹(又称“神徽”)(图:15)为代表。它主要集中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其中以反山M12:98侧面的纹饰较为典型。此种纹饰的主题一直是广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李学勤先生在《神秘的古玉》一文提及“辽西红山文化龙形玦,如把龙的脸部平面展开,与良渚文化反山M12:98琮上的兽面非常近似。玦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獠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如此惊人相似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可能:
1、传播的结果。从两文化间巨大的时空差距来考虑,此种可能性极小,而且至今未发现能证明两者之间曾发生传播的证据。
2、写实。如果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是对同种动物的写实造型,那么在图案被进一步抽象、省略之前它们自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与文化、时代无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内少数玉器上出现了刻划符号,如璧、琮、环、臂圈等。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
(五)玉器的制作与加工技术
红山文化的制玉技术是从查海-兴隆洼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均通体抛光,并且已出现单面钻成的小孔和两面对钻而成的长孔两种钻孔式样。红山文化时期,制玉技术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玉器加工时,工匠充分利用了岫玉硬度较低、透明度较好的自然属性,形成了注重玉材自然属性发挥的艺术风格。
良渚玉器所用的玉材硬度比岫玉高,因此玉器加工也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以石英砂等为介质的片状硬性物体带动的钻切割和线状柔性物体线切割的痕迹多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良渚玉工已掌握了从两面同时钻进的技术。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装饰艺术杰出成就的代表,如何在硬度如此之高的玉材上雕刻出如此精美的纹饰,至今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良渚玉器另一个特点是组装、镶嵌技术发达。组装是把不同的玉部件,如杖端、提手等用榫卯贯穿等形式组装成一件器物;镶嵌是将很细小的无孔玉粒及一些圈足、提手之类的玉件用髹漆粘合等方式装饰在器物上。
(六)玉器的风格
红山文化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器形简约流畅;因材造型,动物形象等注重整体性和神似;总体风格浑厚、朴实、豪放,呈现一种与大自然相符合、统一的风貌。
良渚文化玉器中以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为主:器形规整,构图严谨。追求对称;花纹精细,且大量使用;总体风格威严、神秘、考究,体现礼制的威严与宗教的神秘。
(七)玉器出土的遗迹单位
红山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迹单位种类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相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
2.墓葬,以凌源三官甸子墓地、胡头沟积石冢墓葬等为代表:
3.祭坛,以喀左东山嘴遗址等为代表;
4.遗址,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等为代表。
良渚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址单位有以下几种: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为代表。
2.墓葬,以反山基地、寺墩基地等为代表。
3.玉器加工作坊张玮珊,以丁沙地遗址为代表。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玉器的分布比较广泛,遗址内玉器的出土较为平均。良渚文化玉器的分布则较为集中,大量玉器出土于重点遗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化的墓葬中都出现了玉殓葬现象。
红山文化的玉殓莽现象以牛河梁遗址群最为典型。在牛河梁遗址群4个地点发掘的6l座墓葬中,83.9%的有随葬品的墓只随葬玉器。在大中型墓葬中,规模较大的仅用玉器随葬,规模较小的却拥有包括玉器、陶器、石器在内的随葬品;小型墓葬中一般不见随葬品。随葬玉器的多少与墓的规模不成正比。如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ZlM21随葬的玉器多达20余件,为目前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墓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座张同敞,但该墓位于冢的偏南一侧,不在冢的中心部位,墓葬的规模也远不及中心大墓。此外各墓中随葬的玉器以装饰品为主,数量较少,大部分可能就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随葬玉器组合常有变化,时有形制不同的器物出土。(待续)
良渚文化的玉殓葬现象与红山文化有不少不同之处:A.墓葬的规模一般与随葬玉器的数量和质量成正比。B.未发现随葬品完全为玉器的墓葬,但大型墓葬中随葬玉器的数量惊人。以反山基地为例,11座墓葬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1200件(组),玉器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单件计数多达3200余件,远远超过红山文化中相似规模以及更大规模墓葬中玉器随葬品的数量。C.玉器随葬品的组合较为规范、固定。D.某些玉殓葬具有特别的意义。以江苏常州寺墩M3为例,该墓未发现墓坑、葬具,系掩土埋葬。随葬品共有100多件,其中包括玉琮33件,玉璧24件,玉钺1套。此墓随葬的玉器以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为主,数量巨大,尤其是玉琮的数量远远超出一般;墓葬形制简单,与其随葬玉器的数量不符;残存的人骨架及玉璧、玉琮等随葬品上有火烧的痕迹。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这座墓的性质可能是祭祀遗址。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快乐的节日歌谱,把玉器献给神灵的方法有五种:燎、沉、瘗、婴(环绕陈列)和祈(庋、悬挂)。在寺墩M3中同时可看到燎、瘗和婴三种祭祀方式的痕迹。
(八)出土玉器的地点在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分布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内有较多玉器的发现。但由于红山文化内玉器数量普遍较少,分布相对分散,所以玉器大量集中于某一遗址的现象并不明显。
良渚文化:发现玉器的遗址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发生过转移现象。早期发现玉器的地点有赵陵山、张陵山、普安桥等遗址,在苏南、浙北都有分布。中期主要集中在莫角山周围的瑶山、反山、汇观山和横山等遗址,集中分布在浙北地区。晚期有福泉山、张陵山东山、草鞋山和寺墩等遗址。集中在苏南地区。从中反映出良渚文化文化中心一个逐渐转移、变迁的动态过程。
两文化中都已出现中心区域的迹象。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以“女神庙”为中心,在它南面约1000米左右的小山头上分布着诸多积石冢,其中出土了较多的玦块形器、箍形器、勾云形佩、环、璧等玉器。多样遗址的密集分布形成了红山文化的中心遗址群,也有人称之为“神圣区域”。
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则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四周分布着反山、桑树头等出土大量玉器的著名遗址。
三、分 析
(一)相似性
1、玦、珠、坠、管、串、环、璧、璜等
玉玦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最早、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玉器之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均有玉玦出土正辅证了它分布的普遍性。有的学者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玦的分布范围与蒙古人种的分布区基本一致,并论证“玦”是蒙古人种对耳部癖好的表现,有别于非洲原始民族的唇癖好等。
珠、坠、管、串、环、璧、璜等玉器形制较为简单,在我国境内几乎所有拥有玉器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分布。在日本和俄罗斯发现的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玉器中,器形主要是珠、坠等。在新西兰的毛利人的玉器中也发现了珠、坠、管、环等玉器。由此可见,上述几种玉器在两种文化中的共存并不能证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玉器领域内发生过交流;恰恰相反,因为两文化都拥有较为完整的玉器器形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序列与体系,所以它们的玉器应是独立产生和发展的。
因为同为人类或某一人种的成员,所以不同原始文化,尤其在文化的形成、发展阶段,常会经历相似的发展环节,留下形制相近的文化遗物。这不能以“传播论”一言蔽之,因为文化的独特性恰恰衍生自文化的某些相似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圈”。
2.锛、刀、斧、钺等
以锛、刀、斧、钺为代表的用具形玉器在两文化中都有发现。这类玉器一般制作精美,没有使用痕迹,绝非生产生活实用器,而很可能包涵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政治、军事或宗教)。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分工已趋于复杂,一部分人已脱离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内部阶层、阶级分化的表现。两文化都出现了大型墓葬、祭坛与墓葬合一的综合性遗址和中心遗址群,墓葬中也出现了规模分级的现象。这种种因素表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处于一个大体相似的历史阶段,它们内部正进行着剧烈的重组和再生。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的年代大约为距今5000年前,良渚文化反山墓地的建成时间也在约5000年前,与此同时臻于兴盛的还有大汶口文化。由此可推测,距今5000年前是中国史前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上,在距今5200年前气候波动的刺激下偷吻睡美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处于文明的“门槛”之前,历史呼唤着文化发展中质的飞跃。
(二)相异性
l.玉虎、玉熊、玉鸮等动物形玉器
玉虎、玉鸮(图:16)、玉熊、玉虫、玉猪以及玉蚕等是红山文化中特有的动物形玉器。虎、熊、(野)猪以及龟鱼类大都属于森林草原型动物,这是红山文化独特生态环境的反映。对有关遗址土壤和动物标本鉴定结果的综合分析表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在距今6000年左右主要是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型的森林草原地区,气候相对暖湿。而虎、熊、鸮、(野)猪等动物恰是这一环境的代表性动物。良渚文化中的特色玉雕——玉海豚则反映了良渚文化面向海洋的自然环境。
2.玉璧、玉钺
在比较中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缺乏礼仪用“玉兵”及玉璧。“玉兵”是军事权力较制度化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象征。缺乏有象征财富意义的玉璧反映了红山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财富集中程度落后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中60%的玉器为装饰品,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的总和才占到玉器总数的26%。大众用装饰品的发达表明当时社会还未出现深刻、剧烈的分裂与变革,社会不平等现象尚不明显;礼仪与宗教用玉的界限不明显,揭示出当时社会内政权、神权、军权等尚未明确,还处于萌芽状态。玉器在各类遗址中均有发现,玉殓葬现象的发达程度不及良渚文化等现象一致证明红山文化尚处于社会裂变、重组的前夜,所以红山玉器的主题也多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表现。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生产力水平下,青铜、黄金等尚不具备充当“礼器”的客观条件,所以玉器无疑是当时社会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最好的显示自己权威和财富的象征物。于是“玉”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礼器”。良渚文化的玉器正体现着当时文化内部剧烈的社会分化与变动:A.鉴玉技术开始为不同的人群制作级别不同的玉器服务;B.玉器构成中礼仪用玉占32%,宗教用玉占44%,表明政权、神权、军权巳开始分化;C.玉器基本只见于墓葬或墓葬与祭坛结合的综合性遗址,表明玉器已逐渐被部分人垄断;D.以个人为中心聚敛财富的规模扩大,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等级鲜明、严格,大量玉器集中在少效大型墓葬中。中小型墓葬中只出土少量器物,甚至无任何随葬品。
3.玉制细石器
红山文化内发现的大量玉制刮削器、箭头等细石器,以及玉凿、玉钻头等玉制用具,是渔猎经济的反映。同时红山文化中还出土了大量破土工具——石耜,则是农业经济的代表。由此可知,红山文化的生产经济拥有农牧渔猎并存的复合结构。
这种复合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它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A.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以森林草原环境为主,部分地区属于沙漠草原环境(如西辽河北部地区)。自然环境的复杂使得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必须具有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利用自然。B.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很大的影响。赵宝沟文化的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较吻合,在文化面貌上与红山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如石犁耜的普遍使用等。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对红山文化内的农业经济成分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富河文化以相当成熟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和之字纹长筒形罐等为特征,有鲜明的渔猎畜牧经济的特点。它对红山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历史环境中,红山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复合经济结构。但是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在红山文化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大量的动物形玉器、数量巨大而且发达的细石器反映出渔猎经济在社会内所占的比重较大。精耕农具缺乏等情况表明了农业经济的相对落后。在红山文化早中期,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原始居民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增强实力,使红山文化得以从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赵宝沟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等众多原始文化中脱颖而出,结束了多文化分立的局面,占据了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但到了红山文化中后期,这一经济形态的缺点逐渐开始暴露台北暗杀星。随着其它文化内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复合经济结构逐渐失去原有优势,整体生产效率落后于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细石器和打制石器的长期高度繁荣阻碍了技术创新与进步,使文化发展逐渐缺乏动力和活力;多种经济因素的并存使得社会的内耗和矛盾增大,社会资源与劳动力无法有效集中,农业和畜牧业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落后。距今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内呈现出一种先进因素与落后因素并存的“奇怪”格局。一方面有牛河梁遗址群、东山嘴祭祀遗址等已接近“文明”水平的先进因素;另一方面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现象不明显,整个社会中还有很多方面滞留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发展水平上。这正是红山文化内部先进与落后文化因素对立和斗争的证据。这种先进与落后文化因素交织、对抗的局面,停滞了红山文化的发展,使得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没有实现文化质的飞跃,反而被由先进与落后这两极鲜明对立所产生的张力破坏、撕裂了文化结构本身,悄无声息地被后起的小河沿文化取代。
良渚文化的经济结构则以农业生产为主。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稻作农业已持续发展了2000余年。良渚文化则有更加发达的农业生产:农具齐全,制作精良,生产效率较高;农作物除稻谷外还有葫芦、甜瓜、菱等。发达的农业为良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良渚文化在玉器领域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4.玉琮等
玉琮(图:17)是良渚文化原始信仰的重要代表。红山文化中的礼仪和宗教用玉则主要有玉玦形器(图:18、19、20)、玉兽首(图:21)等曾根菜津子。若从宗教信仰发展的普遍规律考察武法武天,两文化的原始信仰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红山文化玦形器的主题其实是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表明红山人的信仰处于动物崇拜较高级的阶段。而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则是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已属于现代宗教意义上的“神”。英巴图红山文化内信仰的主要内容是人、巫与天地的关系陆舒媛。“巫”是超人,也是人与天地沟通的媒介。但到了良渚文化中,人与巫之间比较模糊的界限发展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对立,这其实也是社会分化加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
根据张光直先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有鲜明的萨满教色彩,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此种特点。相比较而言,红山文化原始信仰中的萨满教色彩更为浓重。牛河梁遗址群的“女神庙”遗址是红山文化内原始宗教信仰的代表,其中出土的陶塑女像很可能就与萨满教信仰有关。早期文献中常有以孕妇或一些体形不正常的人祭天、祈雨的记载,由此推测女神庙中的陶像可能是奉献给上天的祭品,其形象可能就是作法的巫师本身。“萨满”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其中记述:“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张嘉毅,以真变通如神本威士肖,粘罕之下莫能及。”萨满教一直是东北地区盛行的宗教,可能就与红山文化的原始信仰有一定的关系。
从原始信仰的物质表现形式上看,红山文化不及良渚文化,玉器数量较少而且缺乏制作精美的玉制礼器。但是规模庞大的牛河梁遗址群的出现表明红山文化在原始信仰的规模等方面似乎又领先于良渚文化。由此可以做出一个推断:红山文化的原始信仰侧重于精神方面,在“坛、冢、庙”背后一定还存在一个十分发达的禁忌世界。遗憾的是这些红山文化原始信仰中的精华和关键已随风而去,只剩下废墟空冢让后人遗憾。良渚文化原始信仰的物质表现形式则十分奢华,大规模的献祭与奉献是良渚人深信的表现虔诚的方式,支配良渚人头脑的既是上天神灵的光荣,更是人间财富与地位的光荣。
目前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证明,良渚文化是一个十分注重宗教的社会,并常常在宗教信仰活动上消耗大量物质财富。这在良渚文化的早中期曾发生过积极作用:有利于提高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文化对内外挑战的应对能力;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以及生产及社会事务的集中管理等。但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的作用趋于消极:宗教活动所消耗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社会生产力结构在“宗教信仰”这一中心的吸引下趋于畸形,大量生产力集中于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之中,结果影响到农业、手工业等行业的正常生产,破坏了文化内部的均衡,使社会结构趋于脆化和弱化。结果当新的内外挑战来临时,良渚文化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走向了没落吴中服装学校,被后起的马桥文化所取代。
顺带一提的是目前学术界内正广泛争论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问题。现在的考古资料表明,红山文化的后继者是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良渚文化则被马桥文化取代智在瑞,所以无论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不可能是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梦幻抗日。因此两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问题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不相干的,如同尼安德特人不能证明现代人的起源一样,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并不能证明中华文明起源如何之早。作者认为,现阶段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经过的研究远比寻找中国境内最早的原始“文明”(这是现在被探讨的所谓“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实质)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