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大本营池昌旭此生只合老书帷-清代诗人别集丛刊

此生只合老书帷-清代诗人别集丛刊

作者简介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主要从事清代文学与文献研究,著有《陈维崧年谱》等多部学术专著,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维崧与迦陵词研究》在内的多项高水平社科项目。
在侯氏师友圈子中,陆元辅是个特殊人物。仅《侯岐曾日记》中,他的名字就出现了近五十多次。虽然没参与处理侯家的重要事务,却一直陪伴着侯岐曾,对缓解其精神压力起了不少作用。侯岐曾被捕后,他不计个人安危,挺身救孤,谱写了其人生最悲壮也最亮丽的一页。此后,始终以隐者自居,四处授经,但又不拒绝与达官显宦交往,甚至长期客居京华,设帐豪门。其人生经历和心态变化,在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颇有代表性。

陆元辅(1616—1691),字翼王,号菊隐。先世本姓王,高祖自太仓徙居嘉定,曾祖为陆氏所养,遂更姓,居嘉定新泾里。祖继魁以商为业。父昌期为人所陷,被征为吏,卒由此起家,仕至广东番禺县沙湾司巡检,勅授将仕郎。
陆自幼喜学,勤读不辍,后受业于黄淳耀和侯岐曾。曾入黄淳耀主持的直言社,一起讲论文章,切劘道义。黄淳耀《陆翼王思诚录序》回忆了这段经历,并说“翼王以敦笃之姿为精微之学,惟日孜孜,常若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经指摘,立自刻责,饮食俱忘”。直言社以“责善辅仁”为目的,强调“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对陆元辅产生了极深的影响。黄淳耀以理学自重,持身极严。据陆元辅后来回忆,他“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谈人过”。中进士后,始终“不肯干渎有司,太翁每以家贫为言,快乐大本营池昌旭卒不能移其意。盖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践其言”。(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三《丁巳》)
如果说黄淳耀对陆元辅有道德示范意义的话,侯岐曾对他则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明亡之前所作的《上侯先生书》中,他对侯岐曾所给的奖拔和鞭策,表达了深切的感激:“吾师今日之郭林宗也。好奖士类,寸善必收。……即以辅之才疏识劣、智屈道穷,而吾师特加矜恤,拔之忧愁落寞之中,勉以圣贤豪杰之事。上之摈之也愈甚,而吾师之推之也愈勤;俗之谤之也愈繁,而吾师护之也益至。知我之恩,等于生我。凡属有心,莫不流涕奋发。况如辅者,尤以大丈夫自期者哉。是以朝夕敬修,孜孜矻矻,以居敬穷理为要,反躬实践为急。苟萌一念,辄自问曰:得毋欺吾独以欺吾师乎?苟措一行,辄自省曰:得毋违天理以违吾师乎?”郭林宗即郭泰,东汉名士,尝为太学生领袖,后为避祸闭门授徒,主张有教无类,好奖拔寒俊。由于黄淳耀和侯峒曾、侯岐曾兄弟的倡导,直言社成员为学主居敬穷理,修身讲躬行实践,不慕浮名,不求虚声。所以到易代之际,他们付出的牺牲也最大。陆元辅后来在给彭珑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昔年弟从先师陶庵黄先生后倡直言社,与者凡二十余人。……然殉节诸公,无有出直言社外者,则知学之不可不讲有如是也。”(《与彭云客书》)
黄、侯对陆元辅人生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与龚子绥书》中,他托龚子绥给弟子马莹(字九达)带话,提醒他:“不可因世乱而丧其德,不可因家贫而动其心,本分内事尽有做不尽处,境遇如梦,不足道也。每思从前,衮衮名利场中,蚁逐蜗争,而今安在?真可发一大噱。故朱子云: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此处看不破,风吹草动,心便随他流转。若看得破时,壁立万仞,做个顶天立地汉子,岂不胜温饱一生,草木同腐?”这话也可以看作是他给自己设定的立身标准。
陆元辅为人宽厚,性情恬淡,为学不尚虚名,持论也不陷偏激。陈瑚《菊隐先生文集序》曾评价他说:“总其为人,孝于亲,友于兄弟,笃于师友,外无町畦,中无城府。夸世钓奇,不屑为也。”张云章《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亦云:“先生于师友之分最笃,陶庵既殁,图其像悬之室,晨起必肃礼,言必称先师。搜其遗稿于劫灰之余,而椊以行世。其周旋侯氏之难,而保雍瞻一孙于流离琐尾之余,皆人所难者。”对于自己的性格,他有诗概括说:“衡物君知我独宽。”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

明亡之际,他和多数读书人一样,都面临过生死抉择。他的态度是:“若诎身贬节以求苟免,必宁死而不为。君子之处季世,惟当自尽其道,而祸福一听之于天。持激亢之论,为惊世忤俗之事,以扞文网,触机穽,此不尽其道者,相戒勿为可也。强勉以行道,谨慎以守身,如是而免祸,诚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矣。即有不幸,亦可见先人而无愧。”这段文字出自归庄的《小宛斋记》(见《归玄恭遗著》)。“小宛斋”为陆氏斋名。归庄在文中专门解释了陆元辅以“小宛”名斋的用心,其实也借机阐述了遗民对待生死的普遍态度——既不诎身贬节以求苟免,也不必轻弃性命,“扞文网,触机穽”,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张云章《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中记载道:“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庵以下相与抗节致命,其存者惟雍瞻与先生。先生少时亦师雍瞻,两人者以为可以无死,号泣去之,相保于乡之厂头。”在黄淳耀和侯峒曾等守城失败,相继殉身以后,陆元辅跟着老师侯岐曾一起避居乡间,躲过了最初的灾难。他的陪伴,对侯岐曾克服心理伤痛,提供了很大慰藉。《侯岐曾日记》中,有大量他和陆元辅对谈、对饮的记载,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可见相依之深。
顺治三年(1646)四月初小玉霜,侯玄泓邀陆元辅入家塾,教孤侄侯檠及长子开国读书。次年五月初十,侯氏再遭家难。危难之际,夏淑吉以孤子相托,陆元辅慨然允诺,成就了一段救孤的传奇。据他后来回忆说:“丁亥(按,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五月,吴胜兆作难云间,雍瞻先生以藏陈黄门卧子被杀。智含以亡命,记原、研德亦皆奔迸自匿。文中妻夏氏荆隐携孤儿檠泣血拜余曰:‘君舅素称先生笃志节,急患难。家祸如此,死者已矣,逃者存亡亦未可知。上谷一线,全系此儿。且西铭及先公俱无后,又两姓之所恃赖也。敢责先生以王成匿李燮之事?’予再拜受命,伪为商贾服,舟载武功以逃。行未数里李汶静,与捕智含之兵相值,属有天幸,搜索弗得。遂舍舟登陆,昼伏宵行,由南翔至娄东之沙溪,转徙虞山之何舍,仅而获免。西铭夫人王氏潜迎以归,予即授经于清河之七录斋。一室之中,吞声相向。每读古人忠孝之事,未尝不慷慨激昂。”(《书侯生武功挽诗卷后》)关于这次救孤的艰辛,陈瑚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旁证:“丁亥夏,予以省亲至沙溪,忽有人焉徙倚彳亍于溪桥之侧,呼予舟而问渡焉。问其姓名,则固向之陶庵先生所称陆翼王者是也。……时翼王方奔走上谷之难,宵行昼伏,眦垢不洗,足茧不濯,往还数百里之远倾城元素师,殆不惜身殉其事者。”(陈瑚《陆新川隐居七十诗序》)对此,他忍不住感叹道:“已而思之,夫人当生死,患难之交奋不顾妻子,捐顶踵以赴友生之急,斯已奇矣。”
乱世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当陆元辅为了保护恩师的一线血脉而东躲西藏时,他的家庭正遭受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煎熬。他在《和陶咏贫士七首录三》诗序中回忆说:“余家本新泾,乙酉遭兵变,室庐荡然。丁亥中春重生平淡人生,移居南野,与上谷相依。中夏上谷遭难,复失所托,妻涕儿号,日聒于耳。”
入侵者的暴虐,师友的鲜血,亲人的流离失所,加上自幼接受的夷夏之防、君亲之伦,都让他对这个异族建立的新政权一时难以认同。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在太仓作诗抒怀云:“酒酣望京华,泪下百川导。神州吁晦冥神采奕奕造句,日月兹犹明。纲常赖以维,遗民视为堡。伊余负孤姿,生辰苦太早。飘零豺虎窟,日夜忧心捣。”(《戊子仲冬客居娄东以诗代书寄华天御陈言夏》)面对“幕中荀彧谁思汉,阁上杨雄已美新”(《七夕喜晤陈确庵》其三)的世态变化,他深感“出门无通路,满目横戈鋋。畏人块独坐,哀愤奚由宣”(《冬夜酬许九日夏夜见怀兼酬王羲白枉赠之作》),并且认为“南阳兴复事,梦想不能无”(《兵气》),期待黑暗时期尽快结束。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他既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厌恶,也反复流露了对前朝的凭吊,和对西南永历政权的关注:“偷眼西南时一望,云端放佛虎龙纹。”(《清明》)
但是,这一切都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和时间的无情,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恢复成了一个日渐遥远的梦想,陆元辅的对抗之情注定了会逐渐淡化。这样,他就需要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定位。

他态度的转变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明朝恢复无望的清醒认识,二是现实生计的压力。其《侯研德至疁……小饮即事》诗,真实地写出自己面对的窘境:“此生绝望汉衣冠,伏枕萧条集百端。乱后胸怀多感慨,年来衣食倍艰难。赁舂德耀贫兼病,短褐宗文暖亦寒。更有客愁无奈处,高堂菽水未成欢。”在政治上,对恢复华夏道统已彻底绝望;在生活上,则衣食艰难,连双亲都无力奉养。在《赠钦序三》诗中,他再次讲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干谒耻王侯德川纲吉,艰难仗朋从。熊嘉琪年年愁岁暮,浪迹游诸邦。今秋贲吾疁,邑小复岁凶。譬如涸辙鱼,难沐失水龙。启社二三子,周急古人风。……嗟余兵燹后,贫病与子同。薄田耕十亩,祗足充租庸。高堂菽不饱,稚子啼门东。室人交谪我,有耳假作聋。饥驱思乞食,未语颜先红。因兹益困踬,鸡黍不能供。”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性的贫困,迫使当日许多读书人不得不转变态度投入了新政权的怀抱。
其实,陆元辅在坚持文行出处的一致性和顺应形势的灵活性之间,一直做着谨慎的调适。这从他入清后对弟子马莹开始参加童生考试和进学后态度的变化,就能看出来。
马莹入清后本已放弃举业,投身农事,后因“亲老茹贫,外侮日至”,乃决定重拾举业。陆元辅闻讯,曾“贻书譬以出处大义”,劝其不要应试。但他决心已定,没有接受。陆元辅有一首《和陶示周祖谢三郎》诗云:“黄绮入商雒,采芝多所欣。渊明麾粱肉,偃卧傲时人。岂不好荣达,出处固有因。余昔述孔业,三子负笈臻。春秋谨严旨,函丈夙讲闻。今兹献策游,曳踞良辛勤。讴吟久思汉,震惊已及邻。愿言见机早,持竿东海滨。”诗序中说,此为“马生、徐生、龚生赴试,作此示之”。诗中谈到了士人出处大节的重要,也谈到了复明力量仍在活动,局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震惊已及邻”句后有自注云:“闻王师收阑。”),希望他们见机止步,隐居全节。序中提到的“马生”和“龚生”,当即马莹和龚子绥(名俟考),和“徐生”都应是陆的学生(诗中有“余昔述孔业,三子负笈臻”的句子)。
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主政地方者多由贿赂得官,考试时很难主持公正,所以马莹开始几年屡试不中。直到顺治十二年(1655),李来泰出任江南上江学政,彻底整顿学风,大力奖拔寒俊,才得以“一战而霸”。这时又有人从道义的立场为他感到惋惜,说起了风凉话:“威凤祥麟不见于盛时,而出于斯世,洵吾道之穷也。”针对这种议论,陆元辅专门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昔人有言: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故代不必夏商周而可以行先圣之道,时不必秦汉唐宋而可以存正统之心。五胡之乱,神州陆沉矣,王景略之仕苻坚也,以中国之治治之,秦以大治。临没之语,犹谆谆于正朔在晋,勿以为图。蒙古入主,经籍扫地矣,许鲁斋之仕元也,明朱子之学以淑学者,而胡人始知‘六艺’‘四书’之可贵。儒道之不坠,寔嘉赖之。是二公者,时否而心亨,迹污而道洁。所谓能与世推移而不凝滞于物者非耶?今之君子筮仕新朝,便以苟贱待其身,而不自贵重,何其与古人相剌谬哉!”(《送马生入泮序》)所谓“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就是顺应形势的意思。他用东晋十六国时王猛受苻坚之聘任前秦(氐族政权)丞相,及元朝初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出仕为例,说明人虽无法选择时代,但只要道宗先圣,心存正统,即使参加了异族政权,也可以使“儒道不坠”,收到“时否而心亨,迹污而道洁”的效果。前后仅数年的时间,陆元辅对新政权的态度即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显然与他结合自身处境所作的思考有关。张云章在《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中也提到了陆元辅思想的转变过程:“先生脱去博士弟子籍,分将潜深伏澳,以布衣老矣。而当世大人先生以其经师,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己于前朝未有禄仕,出亦无害,而以贫故,糊口四方,亦非不义之粟。故以礼来聘者,先生不之拒。”
“禄仕身堪辱,谋生计未长。”(《夏日杂兴同归玄恭叶岳心作于金氏园亭以溪回松风长为韵》五首之五)这是易代之际许多读书人面临的两难处境——仕即辱身,隐则食贫幽州大峡谷。所谓“贫病缘思汉,狂歌祇避秦”(《寄怀归玄恭》其一),堪为遗民隐士的普遍写照。作为黄淳耀与侯岐曾的门人,陆元辅曾立志要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当然不会在新朝求仕,但又并没有隐居的资本。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不外乎三条:一是入仕,二是教馆,三是做幕。陆元辅弃去学籍以后,入仕这条路就等于放弃了。作为一个单纯的读书人,他又不具备做幕的经验和素质,唯一擅长的就是教馆授徒。从相关记载看,他在明末就开始授馆,先后在秦松龄、钱谦益家任过塾师。如今要维持生计,也只能继续传经授道。侯岐曾父子把他延入家塾,既是为了解决子弟教育问题,也是想给他提供一份生计来源。
陆元辅立孤的义举,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顺治十年(1653)侯檠去世后,当地许多名门望族争延其任子弟师,“于太仓则太原王氏,昆山则东海徐氏、南阳叶氏,长洲则广平宋氏。而东海公乾学力趣先生入都,则又有宛平王公崇简、孙公承泽、蔚州魏公象枢、江宁王公弘泽,皆虚己授餐,或俾子弟执经焉”高圣芬。太原王氏指著名画家王时敏家,东海徐氏和叶氏指昆山徐乾学(后任刑部尚书)和叶方蔼(后任刑部侍郎),广平宋氏则指宋德宜(后拜文华殿大学士)。
陆元辅初至京师是康熙九年(1670),时已五十三岁。旋经徐乾学介绍,入孙承泽家教馆。孙承泽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时已告退家居。康熙十五年因孙承泽去世,陆失所依,遂南还。十七年朝廷召举博学鸿词,礼部尚书吴正治以其名荐,州县敦促,再上京华。次年与试,以“诡不入格”得脱,遂滞留京师。康熙二十一年入余国柱幕,为其二子师。二十七年,余国柱罢相,又馆于徐乾学处。次年徐乾学被参回籍,乃随归阿卡巴大帝。
久客归来的陆元辅,曾有诗自叹:“客里忘贫贱,归家始自伤。”“既归,贫不自给,复馆徐公家。然以年力渐惫,不能客外。”至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终于在贫病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陆元辅晚年长期栖身豪门,客居京华,这与他以理学名家、自号菊隐的形象,多少显得有些矛盾。对此他不是没有意识,曾有诗云:“市隐终嚣杂,归田计未成。”(《与东皋诸友过盛无纪新居》三首之三)所谓“市隐终嚣杂”,乃化用白居易《中隐》诗中“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的典故。白居易生当太平之时木块华容道,他所崇尚的“中隐”是“隐在留司官”。这说到底不过是个人心态的问题。但在明清易代、汉帜消亡的背景下,陆元辅用“市隐”来给自己定位,多少会显得有点勉强。为了防止别人不理解,他在给陆元泓作的《硕迈诗草序》中,对世间的隐士做了真假区分:“今之号为隐者多矣,然隐有真伪之分。……彼山人墨客,身托冥栖,心艳荣利,挟贵人尺书奔走阃台郡县,以邸报为腹笥,以除目为诗题,絺章绘句,务悦人以丐其余沥。”《俞声木游疁诗草叙》中有一段文字与此近似,都有自剖心迹的意思。与上面提到的假隐者相比,陆元辅虽转徙于豪门,却始终不失自尊,用张云章的话说:“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语往往称陆先生伊东玉之助。虽不举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对客乐易可亲,而严凝内持,虽卿相之尊名门少夫人,视之不过如平交。而吾吴中如故相国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叶公方蔼,及原任尚书今徐公乾学,皆以兄礼事先生,先生终无所让。”这也是他“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的具体表现。钱澄之《菊隐诗为疁城陆翼王赋》云:“菊隐意有以,菊亦不在花,隐亦不离市。只此傲霜姿,澹而静者是。”诗中强调的澹静之姿,就是陆元辅“市隐”的主要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不是假隐,他曾乞姜宸英作《菊隐说》,为自己辩护。而最能说明他这种心态的,则是计东《菊隐赠言册序》中的一段文字:“翼王自号菊隐,宜兴陈其年为序翼王生平不负师友事甚详,其文亦哀艳可诵,今载汪氏《说铃》中。予谓此序足不朽矣。而翼王意犹未已,复于京师集孙侍郎,王、龚两尚书及陈先生胤倩、朱子锡鬯诗凡数十首,汇为一册,以发明菊隐之义。……孤竹君二子采薇食之,不死,有处女过之,指其薇笑曰:‘此亦周之薇也,耻食周粟,独忍食周草乎?’呜呼!必若斯言,则皋羽、所南诸君子之优游岩壑、寿考以殁者,亦有愧于二子多矣。然斯言也,苛而不可信。今但去其泰甚,或姑晦其隐士之号而可乎?”计东以宋末元初遗民谢翱、郑思肖为比,对历史上所谓“不食周粟”的传说做了合理的辨析,矛头所向,显然是社会上有类似的质疑声。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明末文人喜结社,文社之间的攀比和竞争,本来就带有意气的成分,客观上已造成了士人群体的分裂。入清后,新旧社会矛盾加上民族矛盾,更引发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冲突,加剧了士人的分化。陆元辅曾收集明末死难者的事迹编为《争光集》,欲请钱澄之作序,钱澄之却回信要他区别“期死而死者”与“不期死而死者”。理由是若对“烈烈而死者”与“碌碌而死者”不加区别,则“烈烈与碌碌者一例,其光犹之幽也”(《与陆翼王》)。所谓“光犹之幽”,意思是有光芒也被掩盖了。若按这种细分的逻辑,对清初遗民群体也加以审视的话,陆元辅的“市隐”,与顾炎武、徐枋、归庄等以清贫自守的隐者相比,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顾炎武就曾写信劝潘耒别入其外甥徐乾学之幕,因为“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且认为这是“以百金之修脯,而自侪于豪奴狭客”的行为(《与潘次耕札》)。有意思的是,顾炎武康熙九年游京师,就住在徐乾学家,与陆元辅有过多次交集,却在诗文中只字不提他。归庄虽应陆元辅之请写过《小宛斋记》,但其他文字中也不提他(相反,陆元辅的诗集中倒有多处写到两人的交往)。
为了强调自己的遗民立场,在被征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后,陆元辅甚至编织了一个黄淳耀在考场显灵的故事,以证明自己没有违背老师的教诲。钮琇《觚剩》卷四“燕觚”载:“己未(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岁,余于都门遇陆翼王元辅,即先生(按,指黄淳耀)门人也,以博学鸿儒召试。试时忽有风掣其卷,恍惚间先生入梦,大书‘碧血’二字示之,陆为悚悟宛如造句,投笔而出,遂不与荐。”这个故事曾被秦瀛《己未词科录》再次提及。虽然其事在今天看来并不可信,但陆元辅试后所作的诗,却证明钮琇并未说谎:“余本丘壑姿,何心观上国。鹤书忽赴陇,州县来敦迫。黾勉别亲知,束装事行役。入都久沉滞,腼颜就试席。黑云罩我颠,草草甘塞白。天意幸从人,野马脱羁勒塔布尔。”(《送侯生大年宋生声求还吴》)黑云罩顶,风刮试卷,都属于正常的天气现象,但考场做梦云云,则有点自神其遇了。这只能说明他的内心是不安的。再看他赴试前与友人告别时的诗,完全是另外一种心境:“野性元宜麋鹿群,那堪挟策对时君。忽膺荐牍真虚誉,欲上征车愧少文。”(《翰臣席上次士延送别韵》)其中并无半点被迫无奈的感觉,只有名不副实的自谦之意。据此可以判断,他是在犹豫和矛盾中做出最后选择的。
在送别侯开国南归的诗中,陆元辅对自己的心态做了这样的说明:“眼看銮坡彦,扰扰竟何益。微禄数十金,舆马难周给。空囊资丐贷,屡遭铜臭斥。何若坐萧斋,恣意搜典籍。饱餐学士饭,偃仰以自适。且得饷妻孥,聊度岁荒厄。因此缓归鞭,非谓出上策刘建杨。”这话照直了讲,就是自己并不羡慕那些中了博学鸿词的人,他们领着薄俸,生活窘迫,还不如自己教书自在。

作为幸存者,陆元辅对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有过认真的思考。顺治十三年(1656)端午,他将朱熹的《敬义斋铭》刻置座右,用以自警,并作文说:“元辅弱冠即妄希踪圣贤,心求其一,事求其宜,学之且二十年而卒未有得也。四十无闻,中实怀惧,爰刻是铭,置之座隅。”(《跋朱文公敬义斋铭后》)身为受过儒家传统价值观熏陶,具有入世精神的读书人,陆元辅虽以隐者自居,却不甘心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所以“四十无闻”的焦虑,在他的诗文中时有流露。如《先考新川府君行略》中说:“闻人子之道,莫大于扬名显亲,又莫乐于子之名因亲以显。……故白首无闻,与庸众不异,亦足悲矣。”《冬》诗云:“壮志频看剑,哀歌独抚琴。平生三不朽,常畏二毛侵。”《岁暮有感》其一表达得更是直白:“任然年华四十催,无闻俛仰总堪哀。素丝一缕衰先觉,青史千秋意未灰。海外幼安全隐操,隆中诸葛养奇才。平生抗志追龙德,莫使前人笑后来。”
“三不朽”之说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来的(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具体所指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中立德要系乎社会舆论的评价,立功要借助一定的权力时空大盗,惟有立言是可凭自身努力实现的。在给马莹的赠序中饶琅,陆元辅就从历史人物王猛和许衡身上得到了启发,特别是许衡由南入北,使得北方理学复兴,对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传道授经之余努力保存先世文献,坚持个人著述,就成了陆元辅的主要追求。其《述怀二首》之一说:“兵燹余生须努力,百年鼎鼎易浮沉。”之二说:“疁城僻处东海偏,文献由来自有传。金许儒林承绝学,欧鲁文匠压时贤。风尘麟凤悲黄土,榛棘蜩螗起暮天。力弱难支先后任,只应扁户守遗编。”
作为读书人,陆元辅一直重视对师友著作的保护。在带着侯檠匆忙出逃的紧急时刻,他都不忘“视所藏书有侯氏先世及广成父子之遗文,与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数十束,载小舟潜去”(《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使侯氏家集得以保留到乱后卢恬儿。夏完淳父子的《幸存录》和《续幸存录》,也是经他保存下来的。其《题续幸存录后》回忆说,顺治四年吴胜兆事败后,夏完淳的《续幸存录》尚未完成,但他已预感自己处境危险,即将两书交给陆元辅保存。另外,他还与张懿实、侯玄汸等编辑了黄淳耀的《陶庵全集》。以上这些文献能够流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他后来栖身豪门,既为谋生,也为了能遍观各家藏书,以助撰述。张云章说他“所主既皆海内巨室大家,发其藏书,益资闳览上海港湾学校,每拥皋比,则前后书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门人侍侧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业反复诠解,朗诵数过,无不蹶然起。又往往遍借异书,手自缮录,腕脱不倦,积多至千卷。先生于是遂博极天下之书。……束修所入,大半用以购书。在京师有书数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友人亦多有提及。如徐釚《送陆翼王南还》曰:“穷年采辑事冥搜,坐破绳床已白头。……注就遗经藏复壁,好从百氏辨源流。”(《南州草堂集》卷八)施闰章也有“墙东避世征车重,箧里钞书秘本多”(《送陆翼王》,《学余堂诗集》卷四十二)的句子。
陆元辅一生勤于著述,到病终前,“犹矻矻事编纂不少休”,未竟的事业悉托付给门生张云章去完成。张云章后来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对他一生的学术和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学本陶庵,而晚益克实,不杂佛老,博综子史,惟欲资以发明经训,有所要归。……自早年以存诚主敬自励,至老而自强不息,有得于濂溪所云学圣以一为要者。期自寡欲,进于无欲以实践斯语。……所著有《十三经注疏类抄》若干卷,《续经籍考》若干卷,《明季争光录》若干卷,《菊隐纪闻》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尝欲辑本邑文献,未有成书。又《经籍考》虽经编次而欲重加论列,以续马端临之后,此先生未竟之志也。”
世事变幻,白云苍狗。陆元辅生前曾自叹:“无年无月无离别,一暑一寒一叹悲。匣底双龙空欲吼,此生只合老书帷。”(《岁暮有感》其二)在接受了命运的这种安排后,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帐下授徒和帷中著书。遗憾的是因一生贫困,所著生前均未付梓,加上后世不振,终致其大量散亡。王鸣盛在《杕左堂集序》中说:“菊隐先生集,卷帙甚繁。今里中虽有钞本,莫为刊布,将就堙没。斯文之有幸不幸,岂不重可慨与。”后在《朴村集书后》中又说:“菊隐后尤衰落,所撰著尠有存者。”
陆元辅曾经认为,人虽不能选择时代,即使遭时不幸,也应心存正统,道宗先圣,努力有所作为。而走近历史,我们又会发现,一个人成就的高低,固然与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教育水平、交游圈子和努力程度有一定关系,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人的秉性和才分。陆元辅为人忠厚笃实,所以身陷绝境的夏淑吉才会向他托孤;但其生性平易随分,故不会有壁立千仞的慷慨和决绝。这种性格不论为学还是为人,都容易缺少深度和锐气。如果没有那场天翻地覆的时代灾难,他很可能与众多的读书人一样,要在科举之路上逐队英雄,挣扎一生。但时代惨变,那场救孤的壮举把他忠厚担当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而豪门的庇荫又让他蒙受了不小的舆论压力,暴露出了性格上软弱的一面。张云章曾提到他老年重听,在余国柱幕下有过些不合时宜的举动,民国《嘉定县续志》也记录了两则关于他的笑话,都给人以老年迂腐的印象。其平生撰著,从题目看,也以抄纂为多,可见才性之一斑。
岁月如梭,浮生若梦。一代老儒,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暮霭中。一生辛劳,竟被雨打风吹去!——唯有诗文集留下了两种抄本。
本文刊发于《随笔》2018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已将注释略去。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